杨绛生平：做最贤的妻，做最善的人！

杨绛先生过世三年了。

三年前的那个5月，朋友圈铺天盖地的悼念文章涌来。一时间，好像人人知道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每个人都在唏嘘：我们仨终于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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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杨绛，似乎永远撇不开她是钱锺书的妻子这个身份。人们怀念她，多少也是在缅怀钱杨二人之间一生相濡以沫的爱情。

好像要在这个难以相信爱情的年代，留下一点曾经有人真心相爱过的证据。

然而杨绛的一生，岂是一个“钱锺书的妻子”就能涵盖的呢！

尽管她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甘愿扮演一个最普通的妻子的角色，收敛光芒，默默地支持钱锺书的创作事业，但是，甘做“灶下婢”的杨绛，可不是真的只会以丈夫为中心、围着锅台打转的那种“贤妻”。

她的才华太过耀眼，即便是站在钱锺书这样久负盛名的大才子跟前也毫不逊色；她一生所获的赞誉和光环，也绝不是靠一个才华横溢的丈夫得来的。

尊称一声“先生”，她当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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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钱锺书的时候，杨绛已经是杨绛。

读清华的时候，朱自清是她的老师，把她的作品推荐到《大公报》上发表。

跟钱锺书结婚之后，说两人一起出国留学，人们都以为是杨绛跟着钱锺书出去的。其实呢，一开始是杨绛跟着钱锺书去牛津没错，但是钱锺书拿到学位之后，又跟着杨绛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了。

期间杨绛还生了一个女儿。

我们仨

回国后，钱锺书在清华做过教授，在蓝田师范学院任过英文系主任。

相比之下，又要带孩子、又要照顾家庭的杨绛，履历上也没有一点落后——她做过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抗战期间，苏州沦陷，她的母校振华女校搬到上海，她还曾义不容辞担任起校长的职务。

除此之外，虽然杨绛一直说她的主业是研究和译介外国文学，创作只是业余爱好，但就这个“业余爱好”而言，她出名也比钱锺书要早。

1942年，杨绛写了一个剧本叫《称心如意》，1943年在上海公演，一炮走红。此后，她又陆陆续续创作了《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剧作品，相继在上海公演。

《称心如意》某期剧照

虽然她不是专业剧作家，而且也算得上是新手，但是连著名的剧作家夏衍看了她的剧都说：“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而后来让钱锺书名声大噪的《围城》，那时候还没开始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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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创作，钱锺书有《围城》，杨绛有《干校六记》、《洗澡》。丈夫去世之后，她又写了散文集《我们仨》，用读者的话说，这本书“不敢轻易看、看了就要掉眼泪”。

论主业做研究，钱锺书有传世之作《管锥篇》，杨绛的学术成就却很少有人知道——她搞外国文学研究，翻译过不少作品，早年就得到过翻译大家傅雷的赞赏，后来朱光潜也说，我们国家的散文小说翻译就属杨绛最好。

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恰好那年西班牙国王携王后访华，杨绛应邀参加国宴。当时邓小平得知她从西语原文翻译了这本书，非常惊讶地问她是什么时候翻译的。

《堂吉诃德》 杨绛译本 1987版

毕竟，那之前的数年间，大环境极度恶劣，谁都没想到杨绛会在那期间默默地翻译出这么重量级的作品。她自己回忆的时候也说，译稿“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是历尽磨难才终于被保全下来。

但是更令人吃惊的是，杨绛之前并不会西班牙语，她是在47岁的时候才下定决心要自学西语的，而且是“偷空自学”！

那么这“偷空自学”的成果究竟怎样呢？

翻翻履历就知道，不仅有《堂吉诃德》这样的大部头译作，杨绛甚至还担任过清华大学西语系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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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是这样“最才的女”，所以她为家庭、为支持丈夫所牺牲的一切，显得格外珍贵。

杨绛曾经对钱锺书说过这样的话：“墨水洒了，我来洗。衣服破了，我来补。只要是你做不了的事情，我都可以学习去做好。”

钱锺书写作《围城》的期间，时值上海沦陷，工作没有着落，要靠岳父把自己的课时让出来给他赚点课时费贴补家用，每天只能写500个字。

为了这500个字，杨绛承担了里里外外几乎所有的家务。因为想节省开支，好让钱锺书省下一些讲课的时间来创作，她把家里的女佣都辞退了，连劈柴这样的事情都得自己亲手做。

更难得的是，她始终是钱锺书的“第一读者”，毫无保留地给予他一个完美读者的反馈。

“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有这样的妻子陪伴在侧，钱锺书虽然写了《围城》，却从来没有以为他自己的婚姻是一个围城；又或者，他在自己的这座围城中安坐，从不后悔。

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小说《围城》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杨绛在书上读到这话，读给钱锺书听，钱锺书说“我和他一样”，杨绛说，“我也一样”。

因为足够优秀，我不必卯着劲儿证明自己。

因为喜欢看你比我更优秀，一切牺牲我都甘之如饴。

所谓人间佳话，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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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的晚年，经历了异于常人的打击。

先是女儿钱媛过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完全体会。

之后是钱锺书撒手人寰。

从前的“我们仨”，终于只剩下她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但是在字里行间，她依然极其克制，仿佛竭尽全力要把那巨大的悲痛吞咽下去。

回忆从前的三口之家，她写：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想念携手一生的伴侣，她写：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实在难以克制的时候，她的文字仿佛都在颤抖：

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

如今，先生终于不必“使劲咽住”这满腔热泪。

“剩我一个了！”

2003年岁尾摄于北京三里河寓所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我们不知她最终找到了怎样的归途，但在这冷漠、纷扰、诡诈、满是裂痕的人世间，我们感谢曾经拥有过这样努力不负天赋、舍己不负爱情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