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生平简介，就是俄罗斯本身

1840年暮春，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生于俄罗斯的沃特金斯克。

那好像是个上帝垂顾艺术的年份：稍早几周，法国大作家埃米尔·左拉出生。稍后一点，英国大诗人哈代出生，那年稍晚，后来的印象派大宗师克劳德·莫奈出生于法国诺曼底。以及，在浙江绍兴，任伯年先生诞生了。

距离今时今日，也一百八十年了。

我们都知道柴可夫斯基，知道他是大音乐家。

哪怕不熟悉他交响乐作品的人，也能随口哼出《天鹅湖》和《胡桃夹子》。

前者大概是史上最有名的芭蕾舞剧——我有不止一位朋友，只知道这么一出芭蕾舞剧。

后者则是，用我一个朋友的说法：好多人一辈子没用过胡桃夹子，但至少听说过《胡桃夹子》。

比起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这样的天神，老柴似乎没那么高不可攀。但换个角度，也可以这么说：

哪怕不是一个资深古典乐迷，您也很容易欣赏老柴。

不用说每个人都能信口哼出来的《天鹅湖》和《船歌》，他有太多“我们听着很是耳熟，一查才知道其实是他作品”的旋律。

老牌古典乐迷会争议，念叨老柴的结构与动机之类是否顶尖。但说老柴是古典乐史上最卓越的旋律大师之一，大概无人会反对。他的音乐优美多情、多愁善感、富有戏剧性、表现力卓越，你很容易从他的跳进中感受到“哦，这就是老柴”。

如果您不是那种坐在一堆音响前，“今天我要听一个结构严谨的交响乐”、“今天我想感受一下纯音乐王国的美”，而是在阳台上看着冬日阳光，“我想听一段让我悲欣交集的旋律”，那老柴大概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炼成的呢？

如上所述，1840年，柴可夫斯基出生在沃特金斯克。他从小在母亲教导下学习钢琴。14岁那年，母亲病死，他做了一首圆舞曲纪念母亲。这个细节是他人生的关键时刻：他失去了母爱，展现了音乐才华，流淌出贯彻一生的忧伤——然后就被干扰了。

他的父亲不太理解他的音乐之路，推他去法学院学习。

我们都知道法学院和音乐界是何等截然不同的世界。然而柴可夫斯基没被这个环境困住。18岁的他去司法部做部长秘书，然后因地制宜，加入了司法部的合唱团。

——在我想象中，如果当时有类似于俄罗斯好声音的节目，他会对司法部的合唱团团长说：“谁都无法阻止我的音乐梦想，请您为我转身！”

——22岁时他辞职了，进入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当时他的老师是交响乐大师安东·鲁宾斯坦。安东的弟弟尼古拉，更成了柴可夫斯基的终身好友，还让他担任了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

到此为止，一个很典型的艺术天才故事：温柔早丧的母亲，粗暴固执的父亲。逃离家庭桎梏的天才音乐家。

但我们得补充一个细节。

一般传记作者和学者都相信，柴可夫斯基喜欢男性。头几年的访谈里，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博物馆馆长波莉达·韦德曼女士也如此确认：她认为，柴可夫斯基的信函与日记中，这一点明确无误。

本来这是他的私事，艺术家们的隐私大可以无关作品。

但柴可夫斯基特殊一点。

韦德曼女士认为，柴可夫斯基的所有作品，都有浓厚的自传色彩。

他人格上的重要内涵，当然在作品中起到了作用。

柴可夫斯基从来不算开朗。据说年轻时的他常想方设法，推诿不去指挥自己所做的曲子——众所周知，贝多芬在全聋之后，还指挥了传奇的《第九交响乐》首演呢，柴可夫斯基却经常犹豫：大概，他的性格与他的曲风一样忧郁。

母亲早逝、父亲的压力、他自己的性取向，都让他在1860年代苦闷莫名。他是个感性的天才，一切情绪都会折射到他的作品之上。很多年后，他给梅克夫人——我们一会儿会说到她——的信里，驳斥了那些认定音乐作曲是冷漠理性工作的论断。

他认为，“只有从艺术家受灵感所激发的精神深处流露出来的音乐才能感动、震动和触动人。”大概在灵感迸发时，艺术家会陷入疯狂，内心颤栗，不断追逐乐思。

——大概，他自己就是这么作曲的吧？

1877年他匆忙地结过一次婚，娶了一位疯狂追求他的女学生安东尼亚·米柳科娃。有说法认为，这个姑娘让老柴想起了普希金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少女塔蒂亚娜。

很浪漫，但很短促。

两人于夏天结婚，婚后8天，回到莫斯科时，他已濒临崩溃。婚后两周，老柴试图在冰冷的莫斯科河中自杀，未遂，得了肺炎。

据说这段婚姻并没就此结束，老柴依然定期寄生活费给安东尼亚，只是再也没与她见面。又过了些年，到老柴逝世三年后，安东尼亚被诊断出精神病，然后她继续活了下去：她比老柴多活了二十四年。

在信函与日记中，柴可夫斯基似乎认为，自己的婚姻是命中注定的悲剧。他之所以匆忙结婚，除了安东尼亚的狂热追求，大概还有他的某些心结：他曾在给兄弟的信里提到，他希望被一个女人温柔地触摸与疼爱，幻想被一个慈爱的女人拥抱。

但我就忍不住想猜了：这个他渴望的温柔女性，是他早逝母亲的形象吗？

1878年之后，柴可夫斯基经历了失败的婚姻，有过了自杀的经历，有着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大概就在此期间，另一位有钱的寡妇进入他的生活，即所谓梅克夫人。

说进入生活并不确切，因为他俩从未见面，只是梅克夫人给柴可夫斯基提供一年六千卢布的赞助，两人之间互通了超过千封信件。

我们常安慰人说，苦难是艺术家的养料。这句话对柴可夫斯基这样多愁善感的人，似乎是可行的。适当的经济赞助，又能让他免为稻粱谋。

于是，柴可夫斯基进入了作品多产期。

1878年之后到逝世，他完成了七部交响乐里的四部。1879年他完成了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一年后他最脍炙人口的曲目之一《1812序曲》完成，同年还有《弦乐小夜曲》和《意大利随想曲》。1885年他登台指挥了歌剧《女妖》，举手从此就能够上台从容面对人群了：四年后他完成了芭蕾舞剧《睡美人》。

他的名声开始遍及欧洲。

与此同时，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个性。

身为德奥音乐文化的中心，维也纳对柴可夫斯基最初并不算友好。大评论家汉斯利克就认为，柴可夫斯基有点粗野。然而柴可夫斯基认为，当时维也纳的代表、被许多人认为是贝多芬继承人的勃拉姆斯，那风格是冷漠晦涩，自命不凡。他还认为法国的浪漫主义天才伯辽兹缺乏旋律，太多和声。

他当然有自己的偏好，比如，他认定歌剧大师瓦格纳是个天才。他也承认，自己的《第四交响乐》，灵感来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不难发现，柴可夫斯基并不中意那些以结构与思想著称的大师，却对瓦格纳和贝多芬这两位力量十足的王者推崇备至。

虽然对维也纳有点不满意，但老柴对天才如莫扎特，却崇拜备至。他也承认，莫扎特和自己的气质全然不同——莫扎特素来以才华横溢、圆润完美、旋律优美著称——但柴可夫斯基认为，自己能在莫扎特的音乐中获得安慰。

跟维也纳闹不愉快的老柴，跟俄罗斯的关系好吗？

也不尽然。

他一度跟俄罗斯民族乐派走得很近，但后来，当他在意大利和巴黎居住，在美国演出后，也开始跟俄罗斯本土产生点隔阂。

一个小故事：他曾将《第一钢琴协奏曲》献给好朋友尼古拉·鲁宾斯坦，遭到鲁宾斯坦的非议。老柴执拗的一面发作了，一度拒绝修改曲子，跟鲁宾斯坦闹得不愉快。

可是几年后，鲁宾斯坦过世了。老柴还是把《A大调钢琴三重奏》献给了他。

这份执拗，这份深情，大概就是所谓的……老俄罗斯风骨？

柴可夫斯基熟悉西欧，但他承认过，他喜欢贫穷的老俄罗斯，他喜欢那里的森林、草原与小教堂。他的多情，他的优美，他的浪漫，他深深寄托在作品中的情感，都是如此真诚，而这就是俄罗斯。

20世纪最卓越的古典乐作曲家之一、俄国大地诞生过的最伟大作曲家之一斯特拉文斯基先生，提到老柴时这么说：

“他是我们之中，最为俄罗斯的。”

说柴可夫斯基最为俄罗斯，不仅仅是《1812序曲》里那些俄罗斯民歌的成分。

他的整个性格、做派与他作品的融汇，甚至他的命运，都很俄罗斯。

他的曲子忧伤、优美且绝望。他怀旧，他感情纤细，他被维也纳人觉得粗野但其实敏感之极。

他并不热爱将感情包裹起来，做成结构严谨的曲目。

他将自己内心的痛苦、与世界的冲突，都体现在曲目中。

他的优美中经常会出现不和谐，他热爱莫扎特却不追求莫扎特式的完美，他热爱贝多芬和瓦格纳澎湃的、个人化的力量。

他觉得勃拉姆斯的完美结构晦涩，他认为伯辽兹不懂旋律只在意和声：他自己是旋律大师，是破裂的、痛楚的、美好的又浪漫的。

1891年，尼古拉·鲁宾斯坦不认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在纽约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同年老柴完成了歌剧《黑桃皇后》，下一年，《胡桃夹子》。到1893年，他完成了《第六交响曲“悲怆”》，九天之后，他过世了。

有说法认为他死于饮水不洁的霍乱，也有人认为他是自杀，更有说法认为，他的死因是三年来，梅克夫人不再与他通信了。

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重要的是，53岁的老柴连故去的方式，都很像个俄罗斯故事：突兀、感伤、忧郁，浪漫又纤细，冲突又优美，真诚到不加掩饰，将自己的美好与破碎都留了下来，以及一份悲怆的遗作。

这就是柴可夫斯基。

这就是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