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年前，陈望道老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引导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也把复旦大学和马克思主义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00年来，一代又一代复旦人赓续红色基因、坚定信仰信念，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强化教育报国、创新强国担当，共同绘就了复旦大学的光荣底色。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复旦大学官方平台联合话匣子、看看新闻开设“红色基因，赓续百年”专栏，推出100集融媒体系列报道，以音频、视频和图文的形式，全方位、多媒体、立体讲述一代又一代复旦人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故事。

谈家桢先生（1909-2008），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遗传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

谈家桢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七十余年，发表了100余篇学术论文。发现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被认为是经典遗传学发展的重要补充和现代综合进化理论的关键论据。20世纪50年代，他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和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被誉为“中国的摩尔根”。他将“基因”一词带入中文。

研究工作主要涉及瓢虫、果蝇、猕猴、人体、植物等的细胞遗传、群体遗传、辐射遗传、毒理遗传、分子遗传以及遗传工程等。坚持科学真理，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遗传学事业；为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特别在果蝇种群间的演变和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成就，为奠定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提供重要论据。

遗传学作为生命科学的分支学科早于19世纪末诞生，而中国的遗传学科起步晚，基础差。为了让中国的遗传学赶上先进、超越先进，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以谈家桢先生为首的一代代复旦大学生命科学研究者们毅然投身祖国遗传学建设。他们在夯实学科基础、扩展学科分支、创造为世人瞩目的学科成果的同时也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遗传学后继之才，将科研报国、为国育才的崇高精神薪火相传。

谈先生指导实验

身处重洋，心系祖国

和同时代的大部分少年不同，谈家桢童年时期就有对理性和科学的浓厚向往。那时恰逢遗传学的种子在中国萌芽，尚且年轻的谈家桢在新思想的耳濡目染中蓄积着对遗传学事业的热情。1934年，谈家桢凭借着自己在燕京大学和导师联名发表的论文《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远渡重洋进入自己仰慕已久的加州理工大学摩尔根实验室。

在美国，当年已68岁的摩尔根指派杜布赞斯基教授具体带教谈家桢。杜布赞斯基在教学上主张以学生为主，导师只在关键点上予以指导。这种“教而不包”的新式教学方式让谈家桢的科研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攻读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的三年时间中，谈家桢曾单独或与导师及同事合作发表了十余篇很有影响的论文，被分别刊载于美、英、德等国的专业杂志上。

对谈家桢的学术能力和组织能力,导师杜布赞斯基教授都看在眼里, 他深知谈家桢是一块科研的好料, 又是一位天才的科研组织者。因此, 爱才惜才的杜布赞斯基教授极希望谈家桢能继续留在摩尔根实验室一展鸿图。而谈家桢也明白，留在美国意味着个人声望和地位的巨大改观，意味着未来的一帆风顺。但是，科学救国是他不容动摇的信念，他归意已决。

为了留住谈家桢，杜布赞斯基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让谈家桢跟他一起工作。他希望时间能改变谈家桢的想法，让谈家桢跟随他继续果蝇的种群遗传学研究，一定能把谈家桢留下来。一年时间在博览群书、涉足遗传学各个领域和广泛进行学术交流中很快过去。而后，谈家桢向对自己在果蝇种群遗传学研究领域寄予厚望的杜布赞斯基说了一段十分诚恳、动情的话：“我不能一味地钻在果蝇遗传学研究领域里。中国的遗传学底子薄，人才奇缺。要发展中国遗传学，迫切需要培养各个专业的人才。因此，我在这宝贵的一年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接触各个领域，多获得各方面的知识。我，是属于中国的。”

1937年，这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他放弃了留在海外的机会，毅然回国了。三年的“蝇室”生涯，令谈家桢收获了一生科学视野中受益匪浅的重要养料，也为他将来在中国遗传学上作出的卓越贡献奠定了基石。

筚路蓝缕，开创先河

1937年，怀揣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谈家桢归国就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但是没等谈家桢完全熟悉浙大校园，国内抗战形势就急转直下，很快抗日烽火烧到杭州。在日机狂轰滥炸三个月之后, 浙大不得不西迁。而浙大生物系几经辗转最终迁移到距遵义75 公里的湄潭县城破落的唐家祠堂内。当时的科研条件极其恶劣，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冰箱、更没有用来饲养果蝇的恒温箱。但是谈家桢并没有被与美国舒适环境的落差击倒, “ 科学救国” 、“ 教育救国” 的理念倒是更坚定了。他白天带领学生进行果蝇和瓢虫的野外采集, 晚上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对着显微镜仔细观察。没有电灯就用桐油灯、没有自来水就打水来自己过滤、没有冰箱和恒温箱就自己挖地窖、自己烧火。在这样的艰苦奋斗下，谈家桢不仅于1944年发现了轰动全球的瓢虫色斑变异的镶嵌显性现象，也为中国遗传学事业培养出了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和刘祖洞四位泰斗级人才，人称“四大金刚”。

1952年，因为全国高校院系改革，谈家桢被调至复旦大学任生物系主任。他全身心投入复旦生物系的队伍建设，使复旦大学生物系在颇为艰苦的条件下，成为全国同类高校中专业齐全、教学实力坚强的一支队伍。

在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谈家桢作为最早把分子遗传学介绍到中国的学者多次讲到并撰文介绍诸如沃森、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等国外分子遗传学领域的最新进展。谈家桢的发言给予了与会者极大的震动，让被尘封许久的正统遗传学再度扎下根来。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谈家桢不失时机地于1956年9月在复旦大学办起第一个全国专门讲授基因染色体理论的研究班，招收研究生和进修生，先后组织多位一流学者给研究班授课，以培养人才。与此同时，借助遗传学座谈会带来的浓厚科研气氛，谈家桢经过诸多努力于1958年正式设立复旦大学生物系遗传学教研室并任教研室主任。

从1969年科学家分离出第一个基因到1978年诺贝尔奖颁发给限制酶的发现者，遗传学已经逐渐步入了操控基因的时代。谈家桢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着手发展中国的遗传工程事业。1979年，复旦大学遗传所举办了全国第一个“遗传工程分子生物讲习班”，为中国遗传学进入分子遗传学时代培养了一大批生力军。同时1984年，在谈家桢的推动下，由遗传学教研组以及微生物学教研组一部分联合而成的生物工程系建成了中国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鉴于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学科的交叉融合日益成为主流。1986年4月，谈家桢在生物学系和生物工程系的基础上，创建了全国高校内的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并任首任院长。学院成立后，在原来的9个专业的基础上组建5个系：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系，生理学和生物物理学系，微生物学和微生物工程系，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环境与资源生物学系，在此后的30余年里为中国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输送了大量人才。

谈先生与国外友人

春风化雨，育才为国

谈家桢曾说过，他这一生没有金钱，财富就是学生。谈家桢对学生视如己出，不仅在学习、测验、科研上予以悉心指导，倾注心血，希望学生们个个成才，有所建树，日后成为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中流砥柱”，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做一点贡献；同时，他也对学生的生活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

在创立遗传学研究所后，谈家桢培养出了新中国的一大批遗传学科研顶尖人才，为中国现代生物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谈家桢谦逊热诚，常常鼓励年轻人要超越自己。谈家桢认为学生超越老师，正是对老师的尊重，因为他们做了老师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上，每当学生的科研成果得到学术界肯定时，谈家桢都会把这些优秀的论文打印下来，装裱在自己的家里，感到这是一件无比自豪的事情。提到这些学生时他总是骄傲地说：“这些学生确实比我强，这使我感到欣慰”。到1961年底，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共发表科研论文五十余篇，出版专著、论文集、译著等十六部，谈家桢带领着年轻人向世界遗传学的高峰攀登。

谈家桢非常重视我国的教育事业。在“大科学”逐渐走向时代正中之际，他呼吁“理、工、农、医”学科的结合。他认为农学研究的对象是动植物和微生物，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现代生物学的基础是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如果缺少了物理和化学知识，不可能得到突破性发展。这就给大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工、农、医”结合的综合性教育，不仅符合当时我国经济调整的需要，也符合当时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

谈先生在指导学生做实验

从1937年于战火纷飞中回归祖国，到1986年成立中国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谈家桢为中国的遗传学事业发展倾尽心血。而他培养出的一批批复旦生科人也将传承他的精神，将潜心科研、报国育人的精神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