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16
926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4-03-05 14:24:03 编辑： 静水M流深
作者：维塞尔
转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奥地利学派第二代掌门人之一。1921年，奥派奠基者卡尔·门格尔辞世。此后不久，维塞尔写下了这篇缅怀门格尔的悼文，以德文出版。在这篇文章中，维塞尔论述了在门格尔建立奥派经济理论之前，经济学界的发展状态；阐述了门格尔的理论对于经济学所具有的深远持久的意义；同时介绍了门格尔的思想对维塞尔自身以及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产生的影响。后者同样是奥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篇文章最早出现在维塞尔的著作《新奥地利学派传记》（New Austrian Biographies，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1923）中，此前也未曾被译为英文版。
1921年2月26日，就在过完生日的第三天，卡尔·门格尔这位奥地利学派的创立者溘然长逝，享年81岁。
卡尔·门格尔出生于一个奥地利的贵族家庭。哥哥马克思·门格尔（Max Menger，1838-1911）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国会议员，而弟弟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1841-1906）则是一位同样杰出的律师和社会学作家。他们的父亲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先后在加利西亚（Galicia）的新桑德斯（Neu-Sandez，1840年2月23日，卡尔·门格尔出生于此）和比利兹（Bielitz）担任律师工作。他被授予家族的贵族头衔“安东·门格·埃德勒·冯·沃尔夫斯格仑”（Anton Menger Edler von Wolfesgrün），但他的儿子们却不再使用这个头衔。门格尔的母亲卡罗琳（娘家的姓氏为Gerzabek）是一个富商的女儿，随家人们从波西米亚迁至加利西亚。她的家人在加利西亚购置了地产（Maniow），孩子们的假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和他的两位兄弟一样，因为求学，卡尔·门格尔从布拉格来到了维也纳。他此后的一生都围绕着这个城市，似乎只需要三言两语就能说完。后来，门格尔进入了公务员系统。他发现这份工作为自己观察社会经济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为门格尔于1871年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Principle of Economics，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奠定了基础。凭借这本著作，门格尔顺利完成了教授资格考试（habilitation），被任命为教授政治经济学的无俸讲师（Privatdozent）。不过很快他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正式教授。此后，他以最大的热情投身于教育工作，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第二部重要著作《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的探讨》（Investigations on the Method of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Reference to Economics，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Ökonomie insbesondere）。之后，他以昂扬的热情积极回应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的批评，并出版了《德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谬误》（The Errors of Historicism in German Political Economy，Die Irrtmü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Nationalökonomie，1884）。
他的其他出版物并不多。并且，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他较早从公职退休。不过，他退休后仍然投身学术研究。我们从他遗留的大量手稿中就能得知这一点。前面提到，门格尔在撰写《国民经济学原理》时只不过是一个31岁的年轻人。他在一个极为沉寂的智识环境中完成了这部著作。没有任何老师，没有任何前辈，也没有任何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帮助。也正是这部著作，让卡尔·门格尔跻身世界著名经济思想家的行列而当之无愧。
门格尔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致力于发现经济科学的理论基础。如果其他人想要延续他的工作，那么他首先必然会倾心于门格尔以科学的方法得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如果你并不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专业人士，那么你在阅读门格尔的著作时，可能不会对他经济理论的所有细枝末节都感兴趣。但受过教育的你们肯定能够明白为什么他的成就能够奠定他在经济科学中的地位。
是什么让门格尔成为一个全新经济学派的创建者？如果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一个根本性的基点上。诚如门格尔的所有研究都是为了探寻经济科学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基础是能够被人类的智识所理解的。正是在这些全新的理论基础上，门格尔克服了此前的经济学家无法解决的经济学困境。
所以，无论我们在跟专业学者或普通人介绍门格尔时，都不可能绕开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只不过在向专业学者介绍时，内容会更加详尽完整，而在向普罗大众介绍时，内容会更加简略，并暂且不提复杂的方法论之辩。门格尔之所以要撰写一本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书籍，是因为在此之前，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并没有得到深受历史主义影响的德国经济学家的耐心倾听。同时，他认为有必要针对以历史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为真正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做出辩护。
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每次都会在创作完歌剧之后，花额外的笔墨解释每部歌剧背后所包含的意图与愿景。说到底，如果对歌剧的解读具备说服力，那也完全是因为理查德的歌剧本身具有不可阻挡的魅力。同样地，门格尔对经济学方法论的阐述具备强大的证据和说服力，完全要归功于他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发现并展示了正确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民经济学原理》是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的实际运用。没有人会否认正是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的理论发现，让他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方法论路径。顺带一提，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的研究方法必然成功。所有的研究方法只能为自己所做的研究提供一个一般性的指导方向。在具体的运用中，研究者的实际诉求决定了他到底会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大家都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获取宝贵的知识。而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能够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将某个知识进行扩展和延伸，那么对于人类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门格尔在方法论上最重要的成就并不体现在他对方法论本身的论述，而是体现在《国民经济学原理》提供的一系列明确而具体的洞见中，体现在书中对各个经济学要点所做的详尽分析之中。正是这些具体的概念性的见解为他赢得了追随者，也让他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流派。
当我接触到门格尔独特的发现之后，我才明白门格尔在经济科学上的重要成就。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极尽详实地为你们介绍门格尔的经济学发现，以及他的发现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如果真要这样做的话，我完全不必泛泛而谈。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亲身经历者，亲身体会到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所具有的影响力。在这个话题上，我具有特别的优势。欧根·冯·庞巴维克从中学开始就是我的同学。我们两个算得上最早读到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的一批人。反复研读他的书加深了我们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为了让你们明白门格尔的影响，我必须先描述一下在接触到《国民经济学原理》之前自己的心智状态。
和所有（十九世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一样，我们都是因为法理学才接触到经济学的。当然，回想起曾经严苛的法律知识训练对我们如今理解经济学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仍然满怀感激。罗马私法是涉及概念解说的伟大杰作，是关于产权和商贸的法律。罗马私法清晰的法律结构完全建立在经济学要素之上。
同样，其中的罗马法史通过描述法律规定下的历史结果，在有迹可查的经济史出现之前，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完善的经济史了。所以，奥地利的律师同样也受过经济史的熏陶。我们从法理学中汲取丰富的养料。正因为我们接触到这种结构清晰的律法安排，让本就年轻的我们这一代人变得傲慢。我们认为法理学是完善的，终极的，不可能再出现新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非常渴望知道法律如何赋予立法者权力。所以我们暂且放下法律专业的书籍，投入到对社会经济“法则”的考察，而这种法则不像法律，是“不成文的”（unwritten）。
我们试图在当代经济思想中寻找到一些值得被发现的东西，但一切都徒劳无功。洛伦兹·冯·斯坦（Lorenz Von Stein，1815-1890）在他的理论经济学讲座上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演讲，但并没有解释那些最为核心的概念。我们最初接触到的教科书是由卡尔·海因里希·劳（Karl Heinrich Rau，1792-1870）撰写。正是这本伟大的教科书带着德国人固有的细心与诚实，数年来用忠实可靠的文字向德国年轻人介绍法国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但又缺少原著所透露的澎湃激情。
当我们终于阅读到古典经济学大家的著作时，我们却又产生了新的失望。这些作品让我们对诞生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社会改革的精神力量印象深刻。不同于现在（1923年）的社会革命，十八世纪的变革源于启蒙运动精神。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缺乏令人信服的统一性。
纵观所有的经济学流派，自由主义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在那个时代，古典经济学家面对的普罗大众非常珍视自由的价值。所以即便古典经济学家用一种不合实际的甚至错误的方式阐述自己的经济学说，也不会影响自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十八世纪追求最大程度自由的民众相比，当代人却希望不断遏制自由，所以，在如今，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远没有被批判性地审视。
如果亚当·斯密的理论至今仍能被人接受，那是因为当代人在解释亚当·斯密的理论时，尽可能不提及他理论本身存在的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逻辑矛盾（有一位聪明的法国法官就曾这样做）。同样地，当代人在呈现李嘉图的学说时，也当他是逻辑一致的，而不考虑他的理论与真实的情况可能存在着截然的矛盾。
如果斯密或者李嘉图仅仅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犯了错误，那么我们必然会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一员，可是他们恰恰在概念基础上犯了错，而这种基础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可以说，在我们（应该是指“所有学习经济学的人”——校注）接触经济学的一开始，我们就被抛到不确定性和怀疑之中（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基础有问题——校注）。在德国，学者们对于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攻讦主要集中在他们所使用的“个人主义”研究方法上。可我们发现，古典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并没有真正地将“个人主义”作为所有研究的前提条件。
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也就是在经济学研究中遵循以个体视角分析问题的研究方法，例如价值的判断必然来自于做判断的个体，某个行动必然来自于做出行动的个体，而“集体”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行动等等。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强调个人利益至上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译注）来说，所有的研究必须从个体的视角出发，由此揭示不同个体之间的交互行动如何构成一整个庞大的经济运行网络。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会向我们展示，从不同个体的观念中如何产生冲突性的行动和价值判断，进而产生经济过程。但古典经济学家对此显然不感兴趣。
整个经济体本身就是一种现象。某个物品的市场交换价值跟它能够带给某个个体的使用价值并无直接关联。某个物品具有使用价值只能说明这个物品具有实用性。但诸如空气或水等很多有用的东西并没有交换价值（某个物品是否具有交换价值会随人的欲望、稀缺性等因素而发生变化，这里只是从一般性的角度说空气和水没有交换价值——译注）；而黄金或钻石的使用价值很低，却有着比铁或食物高得多的交换价值。
要想说清楚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必须说明个体的价值判断与商品交换价值之间的联系。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并且坚信他们已经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在他们看来，物品的交换价值源于人类生产这些商品所投入的劳动量。他们认为，即便存在一小部分例外，他们的理论至少能够囊括绝大部分商品的实际情况。
正如亚当·斯密所解释的那样，商品的成本等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辛劳与麻烦。因此，任何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交易活动为交易者节约下来的，他原本需要用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的价值。但是当读者又看到亚当·斯密认为商品的价值实际上并不取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必然会感到万分惊讶。事实上，这只是斯密承认的许多逻辑偏差中的一个。在私有土地产生以前，劳动价值论还能成为一时风靡。但是人们发现土地所有者并没有播种和耕耘，却能从劳作者那里得到一份收获的庄稼作为地租。自私有财产出现以来，商品的价值不单单反映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实际上还包括许多其他决定性的因素。
李嘉图以他过人的逻辑尽可能地保证既不偏离劳动价值论，又能得出自身学说的正确结论。不过，尽管他以非凡的创造能力尽量维持两者的平衡，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商品的价值并不仅仅源自于劳动。所以，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建立在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价值论上，它跟人们观察到的真实世界并不一致。但他们不得不迫使自己相信劳动价值论。因为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只有借助“劳动成本”这个概念，他们才能将商品价值论述清楚。
然而他们果真能做到吗？在真实世界中，人们对商品价值的评价完全不同于该理论，他们对劳动价值论这个假想概念的坚持真的能让他们理解这种价值现象吗？价值理论应该建立在与真实世界的价值现象相符的基础上，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不是拒绝了理论的真实性吗？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者对既有世界的批评是正确的了吗？或者说，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正确的？这不就相当于承认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终结果吗？对此，古典经济学家没有勇气去把这个问题思考清楚（因为他们主张的是自由主义，而他们的理论最终指向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校注）。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让读者们明白了在我们刚接触经济学时面临的困境。那时候，我们感到非常挫败。我们不赞同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总不能投奔社会主义者吧，毕竟他们除了摘拣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的逻辑方法以外，自身的理论漏洞百出。
在我们感到万般沮丧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读罢此书，我们原本的困扰顷刻消散。《国民经济学原理》就如一个坚实的阿基米德支点，使我们从中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这本书使我们拥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充足的信息，确保我们能够自信地展开未来的研究。
门格尔曾告诉我，他如何发现这个坚实的经济学基础。他年轻的时候曾在《维也纳时代》（Vienna Times，Wiener Zeitung，一份半月刊报纸——译注）工作。他的任务是写关于（商品）市场状况的摘要。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门格尔发现那些学识渊博的专家对形成价格的主要因素的解释，与古典经济学家所坚持的劳动成本理论没有共同之处。由于门格尔在市场中观察到了价格形成的过程，他才逐渐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他发现形成各类商品价格的基础是消费者对最终消费品的价值判断。消费者对商品的价值评估取决于他们对需求的重要性的估计，这又取决于消费者认为可以满足的特定需求对自身而言的重要性如何，而他对这种重要性的评价反过来又取决于（边际上）已经实现的满足的程度。当该种欲望越发得到满足时，满足该种欲望的强度也下降。
因此，和其他经济学家（指杰文斯和瓦尔拉斯——译注）独立发现该经济法则一样，门格尔独立地发现了欲望满足的法则。但门格尔的这个版本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他把他发现的这一法则与其他洞见以一种显而易见，并且也是富有成效的方式联系了起来。比如，从欲望满足法则能够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即商品供给量是影响商品价值的一个因素。根据欲望满足法则可知，供给的增加，该商品所能满足的欲望的范围也得到了扩大，这会降低该商品的价值（因为该商品被逐渐被用于满足不那么重要的欲望，那么人们对该商品的价值评估也会逐渐降低——译注）。由此，我们能得出市场中的商品供求法则。由于欲望满足的重要性是一个主观价值概念，涉及到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商品供求法涉及到的则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因此，通过主观的（边际）价值的思想，古典经济学中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不兼容性就被消除了。每个人其实都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这一点。
门格尔不仅洞察了人类欲望的内部结构，他同样专注于外部财货世界的结构。他把所有的财富以及组成人类财富的不同类型的财产（possessions）排成一个“序列”。这个排序与生产阶段一一对应：他将生产最终产品的过程分为不同的生产阶段。一个能够满足人类欲望的产品最早可能源于地球上的矿产，经过开采，从原材料变成某种形式的半成品，再从半成品变成另一个形式的半成品，在世界范围内运输传递，最后变成消费品进入家庭。
门格尔并不是按照“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这样一个生产过程来进行排序的。相反，他的排序是从最终财货所满足的需求开始的，从需求的满足中，这些最终财货获得了价值，并被称为第一级财货。用于直接生产第一级财货的物品被称为第二级财货，第二级财货的价值是被第一级财货所赋予的（be assigned to，这里的“赋予”不是指价值的“决定”，是指价值的“来源”——校注）。例如，用面粉生产面包（面包是第一级财货，面粉是第二级财货——译注），第三级财货的价值被第二级财货赋予，同理，第四级财货的价值被第三级财货赋予。以此类推，这一价值的“归因”（imputation）一直可以追溯到最远层级的财货上，在这个层级上，人们不能再把生产活动往前推。
但是，只有在最终产品的供给有限，从而人们被迫那样做（用高级财货生产低级财货——校注）的情况下，价值以这种方式被赋予高级财货才是可能的。如果某个物品存在于自然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个体不会感到要依赖于占有一定数量的该物。因为无论如何使用，自己欲望的满足不会受到分毫影响。这种物品的任何一部分消失不见，个体都不会怅然若失，他不会因此而困窘，因为该物品的数量如此之多，他能够任意加以使用，满足自己的欲望。人类不是依据物品本身来评价物品的价值的，而是根据自身的情况评价商品价值的，并且只有在他感到自己的利益与他可得的一定数量的该物相关的时候，他才会进行这种价值评价。
在生产的各个阶段，都有与之相关的财货，赋予最终产品的价值会在互补的生产要素——用门格尔的话说，就是在“补足要素”——之间进行分割。满足人的需求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是根据什么法则在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割的，这一问题此处不再赘述。这里只需要指出这一点，每个消费者和每个生产者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在每一个经济重要性的真实情境中，决定他们对他们所关注的商品价值的影响。
每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加上他可以支配的一定数量的资源，通过他们各自的竞价与报价，设定了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影响限度。从竞价与报价中，产生真实的市场价格。由于收入是根据那些价格所赚的钱构成的，门格尔从个体出发所做的解释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闭环，也抓住了伟大的经济过程的核心。
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并没有解决经济学理论中的所有困境。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尚未解决的困难和重要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读者们应该能够明白我此前所讲的阿基米德支点是什么意思。因为门格尔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这个逻辑缜密的理论基础能够确保我们继续从事以后的研究。
读完门格尔的书以后，庞巴维克和我都有同样的感受。在门格尔为我们建立起的基础之上，我们不会再对未来的研究感到害怕，也不必担心误入歧途。所以我们都无法抗拒地投入到门格尔的经济学说当中，仿佛是门格尔给了我们解开那些未解之谜的勇气。
我们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国际象棋手，遇到了一个大师级的高手为我们精心布置了一个棋局。虽然困难重重，但终会有解开棋局的那一天。我们从门格尔那里学到了，只要投入足够的注意力和创造性的努力，我们就能在经济运行的历史中看到市场过程。只要拥有正确的思想基础，并且拥有足够的决心和耐心，经济学理论就不会存在不解之谜。
自门格尔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以来已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奥派经济学家已经将门格尔的学说扩展为一个经济学理论体系。当然，这个体系并不完善，也没有得到彻底的巩固。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理论体系所扎根的经济学“原理”本身是充分的。门格尔曾告诉我，他自己知道尚有很多研究没有完成。但我认为他已经提供了许多建造理论大厦的砖石。这些也并非简单的砖石，它们实际上奠定了整个经济理论的基础。